毛主席看完《红灯记》发问:这个鸠山怎么演成这样?到底和谁学的?
1964年前后,北京,京剧演员袁世海面对鸠山这个角色,最难处理的并不是几句台词,而是一个问题:侵略者究竟该怎样出现在舞台上? 若只是把他演成一个张牙舞爪的恶人,观众当然能够看出善恶,可人物也会显得单薄。鸠山在剧中既有日本军人的强硬,又常常披着医生、绅士甚至“老朋友”的外衣。表面越客气,内里的威胁反而越重。 袁世海没有急着确定动作。他查阅资料,也从旧书和相关作品中寻找人物的气质来源。据有关回忆,他曾注意到溥仪《我的前半生》中对日本特务头目土肥原贤二的描述:外表斯文,手段狠辣。这个反差给了他很大启发。 鸠山不能只靠脸谱化的凶相取胜。他需要有礼貌,有耐心,甚至要带一点令人放松的假象。只有这样,当他的真实面目突然露出来时,观众才会感到寒意。 袁世海还观察日本人的生活习惯,请教相关人士,揣摩穿木屐时的步态。他把这种步态带进表演,却没有照搬成单纯的异国姿态,而是根据剧情调整轻重缓急。和服在身时,鸠山步子细碎,显得从容;换上军装后,脚步变得沉稳,压迫感随之增强。 变化最明显的,是那双手。 在一些关键场面里,鸠山会不自觉地搓手。动作起初很轻,像是漫不经心的习惯,甚至带着一点所谓的儒雅。随着谈话陷入僵局,手指的动作逐渐加快,力度也越来越大。这个细节没有直接喊出“他很凶”,却让观众感觉到人物正在失去控制。 有意思的是,袁世海并没有把搓手演成固定招牌。面对李玉和时,鸠山搓手是算计;遭到拒绝时,是恼怒;阴谋即将暴露时,又变成了焦躁。相同的动作,放在不同的情境里,含义并不一样。 台词也不能说得太满。 比如“老朋友”三个字,若直截了当地念出来,便少了鸠山的虚伪。袁世海在语气上加以拆分,拖长声调,改变停顿,让所谓的亲近听上去像一层薄薄的糖衣。 “老朋友?” 这句话表面客气,实际已经带着警告。观众明白他不怀好意,剧中人物却未必能立刻识破,这就形成了舞台上的紧张感。 京剧讲究程式,但现代历史题材又要求人物有较强的生活质感。《红灯记》处理鸠山时,恰好碰到了这道难题。袁世海保留了京剧的身段、节奏和念白,又把细小的心理变化放进动作之中,使鸠山不再只是一个画上脸谱的坏人,而成为一个会伪装、会试探、会恼羞成怒的侵略者。 这种处理,与作品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。故事所反映的,是抗日战争时期东北地区的斗争。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,日本侵略者在占领区推行军事控制和政治压迫,既使用武力,也试图利用伪善、欺骗和诱降来瓦解民众的抵抗。鸠山的多副面孔,正是这种统治方式在舞台上的集中体现。 军装代表强制,和服带有假意的温和,长袍马褂则像是借礼仪包装侵略目的。服装一换,人物的手段便跟着变化。这样的设计,不是为了炫技,而是让观众更容易看清鸠山的危险并不只来自枪口,也来自笑脸和客套话。 据有关回忆,毛泽东观看《红灯记》后,曾对鸠山的表演提出疑问:“这个鸠山怎么演成这样?和谁学的?”这句话听起来像是在追问表演出处,实际也说明他关注人物是否立得住。袁世海需要回答的,不只是动作从哪里来,更是这个反面人物为什么要这样说、这样走、这样笑。 袁世海后来解释过自己的揣摩思路:鸠山的外表越像一个有教养的人,内心的残酷就越应该通过细节慢慢显现。倘若一出场便把凶狠全部亮出来,人物就没有了层次,剧情中的周旋和试探也会失去力量。 《红灯记》后来成为京剧现代戏的重要作品,袁世海塑造的鸠山也成为舞台上颇具辨识度的反面形象。真正让观众记住他的,并非一句夸张的叫喊,而是那种礼貌背后的冷意、步子里的算计,以及搓手时逐渐暴露出来的失控。 特别